天气慢慢变凉了下来，转眼到了9月1号，我要上初二了。开学那天我兴高采烈地拿着钱去报名，可学校公布的学费都比往年涨了两三倍，去年只需要六十元，今年已经涨到一百三了。有人以为写错了，到报名窗口一问，又悻悻地回来了。无奈，午后，所有的孩子都又回家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村一群孩子走在一起，大家没有了早上来时的兴奋与喜悦，除了担心学费，更可怜的是大家中午都没地方吃饭，除了一个孩子去了他亲戚家，我们都还是饿着肚子。

　　一部分孩子骂骂咧咧地说干脆不上学了，说起这个话题，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打工多好，又不用被老师打骂，又有钱花！”

　　“是啊，这学哪是让人上的，我妈早上都不想给我钱。”高玉休家的女儿金芳说。

　　“老子要是那样早不上学了！”说这话的是高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懒洋洋地。但路边的鸟儿吵闹的很，知了则发出那“吱吱”的叫声给人带来了焦躁的烦闷。午后两点的阳光似乎随时要点燃这片土地，我无心听他们的聊天，心里饿的发慌，可我担心的不是回家有没吃的，而是母亲有没钱给我报名。我边走路边踢着路上的石子，有时也捡块石头狠狠地向停有知了的树上砸去。

　　路上遇到几个在花生地里锄草的村民，他们戴着草帽，半蹲在地里，现在的花生正是挂果的时候。小小的黄花躲在绿叶下面，算不上美丽，可锄草的人仔细的很，他们生怕锄头碰落了黄花，全都弯下腰去用手扯草。一个中年男子直起身来看看我们说：“这群娃上学不容易啊，跑来跑去，一走就是几十里，没准，这里面将来还真有个有出息的呢！”他的话声音不大，也许那些孩子们都没仔细听，虽是隔条河，但我却听的真切。

　　我内心涌上一股无名的兴奋，也许他们说的是我？

　　不，不，不，怎么能这么想呢，哪有把高帽子往自己头上扣的！我立马否决了自己的想法，还冷笑了一声。有个同伴看我一眼，我顿时脸红起来，说了句：“他们说的真好笑？”他看看我又看看四周，没说什么又继续走路，但我走的倒是起劲多了。

　　“哎哟，这个死针又扎我一下！”在纳鞋底的母亲边说边甩手。我半下午到家，母亲着实感到奇怪，她问我为啥回来了，我说大家都回来了，她也就不再问了。他一直忙着给父亲做布鞋，父亲有风湿，着不得凉，母亲每年都要给父亲做双靴子。以前也给我和哥哥做，可近几年我们都不愿穿了，母亲也知道是我们怕这样穿的土气在同学面前丢人，也不再给我们做了。

　　“哎，给你爸做啥就是不顺利，这都是第四次戳手了，不像我儿，给你做鞋从不扎手！”

　　我不知道母亲说的是否是真的，见母亲的手指流血了，我赶紧跑过去，半蹲在她跟前，又是帮母亲擦又是吹的。

　　“伟，你是不是有啥事？”

　　“妈……妈，学费又涨了。”

　　“啥？又涨了？涨多少？”

　　“妈，一百三了。”

　　“不多，不多，我伟别急，还是上学要紧，那点钱算啥！”一直在修理架子车的父亲发话了。

　　“说的轻巧，你挣几个钱了？”

　　钱不归父亲管，这我是知道的。父亲话说的轻巧，但基本是不管用的，这我也知道。

　　那晚，母亲又在她那当年作为嫁妆的柜子里翻了好久。她的柜子挺大，里面装有很多东西，亲戚送的礼品、新的布料、没穿过的衣服，还有她的包。舅舅是他们村的会计，母亲大钱小钱都去那存的，如今已有不少存折了。加上一些字据、账本和她珍贵的东西，那个包已经鼓鼓的了。但我和父亲从不去仔细看那些东西，也不过问。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把我叫醒了，递给我一百四十元钱。吃过早饭，同学喊了我一起上路，到了高严家门前，我们怎么喊他，就是没动静，大家就让我去看看他是否走了。他家门是半掩着的，村里人一天到晚门都是开着的，开着门都是可以随便进的。当我兴冲冲地进门时，突然发现他家那开着门的卧室里高严跪在床边哭泣，我立即蹑手蹑脚地离开了，我们只好知趣地先走了。

　　村里的一切事似乎都是公开透明的，等我周末回家的时候，母亲告诉我说那天报名时高严父亲一早就上地里干活了，他母亲懒在床上不动，他在床边跪了一早也没等到钱，最后还是他爷爷给了他两百元才去报了名。

　　等高严再回到学校，一向爱使坏的他安分了许多，没了往日打架时的嚣张气焰，以前说话爱比划的他如今说起话来动作也少了很多，但他依然爱看电影，偶尔还用报名剩余的钱去下顿馆子，生活也自在逍遥了很多。

　　高兴喜依然没有交学费，他欠学费似乎也欠出了名。不交学费，学校也不会给他发新书，他时常借我哥哥的旧书用，母亲有时舍不得，但看他家可怜也就给了。同学盛春云交学费时他父亲拉了头猪去买，那猪百十斤，正直成长的阶段，说给母亲听，母亲直叹可惜。

　　学费的增加一下子让学校的气氛凝固了许多，原本活泼开朗的同学变的沉闷起来，老花家里的钱不是事，花的越来越厉害更不是事，大家都在思考，是在思考学习，或是家庭，或是未来。我一个人的时候也喜欢想想东西，我学会了幻想着许多奇异的冒险和幻想去实现许多伟大的业绩。在生活最艰难的日子里，这种幻想对我有极大的帮助，它可以让我忘记饥饿，忘记生活的琐事。

　　与此同时，我也结识了一些要好的朋友，也有了新的生活。一些同学经常聚集到河边的沙滩上捉鱼儿。有时，在沉闷的夜晚，我们会赤脚淌过河去，到对岸的沙滩上或是草地上，在那儿唱啊，讲着自己感兴趣的事。但讲得最多的还是生活的艰辛事，特别感兴趣的是说偷别人花生、甘蔗、西瓜这些冒险的事。一说起这些大家都起了劲头，雷兵说前一阵子扯了一抱子花生，在水边洗干净正要吃的时候有人在背后吆喝一声，吓得他赤脚跑到树林里，等到半夜才敢去河边找鞋回学校，但翻院墙回学校时被上厕所的老师看到，老师一声吼让他吓得从墙头跌落下来。好在跌在校外的麦草堆上，一来老师没看清是谁，要不又是要挨罚了；二来人没摔着，算是有惊无险。胡飞笑的前俯后仰，他说吆喝的人就是他，他是装作大人腔想捡个便宜。雷兵听了就追着打他，两人扭打在沙堆上，我们倒是快乐好一阵子，这倒打破了大家对上学前途忧虑的沉闷气氛。

　　等到再去沙滩玩的时候，大家感觉饥饿，有人出了主意，咱们去搞“叫化鸡”！花生吃多了，吃点肉还是可以的。

　　主意一出，大家立即响应。第二天，我们准备柴火，胡兵、胡飞晚上偷鸡。我们找了半天就没找到干柴，最后索性把教室里的大扫帚拿去烧了。那晚，我们学着小说书上讲的，先用和好的泥巴把鸡糊住，然后架起支架在大火上烤。当喷香的气味在空气中四散的时候，我们嘴馋的已经坐不住了，因为人多，大家抢的至今也没回忆起什么味来。

　　烧鸡不错，但不是长久之计，要是被农家发现了可就惨了。我们合计了好久，最后决定还是烧鱼风险小一些。下午放学捉鱼，晚上放学去沙滩烤鱼。在闷热的洼地里，在长满了柳树的丛林里，在凉爽的河滩上，我们找大树叶、捡柴火、捉鱼、烤鱼，这一切都让我们觉得是新鲜刺激的。这样的生活让我曾和他们一起在星光黯淡的夜空下热闹了两个星期。

　　然而刺激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尤其当老师发现好几个班的扫帚都没了的时候。老师尽可能地想法子折磨我们，可没想到我们就这么出名了，去年是学长们教我们怎么去偷瓜果，今年我们是教会了低年级的如何吃肉。这吃草和吃肉，境界自然不同，我们的名声也大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