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尽显才智的时刻到了（节选 不便披露）

　　因为写报道，我差不多每天的报纸必看，或去宣传部，或去图书馆。我最早看到的农村税费改革的消息是《聊城日报》对聊城市启动农村税费改革的报道：“我市的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将全面铺开”、“全国的改革试点工作进入实施阶段”、“作为首批试点的是安徽省和山东省聊城市”。看着这些消息，我不禁站了起来，噢，这不就是我一直呼吁建议的农民负担“费”改“税”吗？我心跳加速，我激动不已。我去县委县政府查找上头有关农村税费改革的文件和精神，看到了中发【2000】7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我的建议和7号文件的核心内容吻合，许多提法和措施一致。是她，就是她，这个懒月的婴儿终于降生了。我小心翼翼的审视着她，感到呵护她健康成长是我的责任。从我第一次提出建议至改革实施15年啊！这15年我付出了多少心血，我是怎么过来的？晚上，我躺在床上不止一次的泪流满面。乡镇工作20年，最使我梦牵魂绕的就是她，她是我多少年追求价值的最好注评，我到了为国家为党出大力一显身手的时候了。在去县政府查看农村税费改革文件的时候，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唐宪明、秘书董长侠知道了我以前建议农村税费改革的事，他们写成消息报给了《聊城日报》，《聊城日报》副主编于福华、主任编辑唐少兵、张东方对我建议农村税费改革的事迹进行了重新采写，用三分之一的版面在《聊城日报》12月31号头版的显要位置发表，两行引题后的大题目是“张学新：一个乡镇干部的爱农情结”。《大众日报》记者齐军再度采写，发表在《大众日报》2001年1月29日第四版首要位置，题目“张学新四倡费改税”。2001年2月10日的《农民日报》四版倒头条又发表了于福华、唐宪明、董长侠采写的“乡干部张学新的爱农情结”的文章。主流媒体的关注，引起了县委宣传部的重视，县委常委宣传部丁部长对我说：“学新，再有采访你的记者来，给宣传部说一声，县里帮你接待。”

　　2001年元月份起，农村税费改革在县乡铺开，我三天两头往县委县政府跑，查省、市、县有关文件和改革方案，往县农业局、县财局跑，了解改革后农民负担的测算情况，下乡镇调查改革中遇到的新问题。我又经常半宿半宿的不睡，翻看资料、思索问题，撰写对农村税费改革的新看法新建议，一天天我都过得那样的匆忙。农村干部群众衷心拥护税费改革，但也遇到许多不好解决的难题：如测算遇到的人均土地悬殊造成人均负担悬殊、村用资金悬殊的问题；乡镇财政监督力度不够的问题；改革后乡镇、村的工作运转问题；一事一议加重农民负担和改革成果得不到巩固的问题。2001年2月12号的《人民日报·经济周刊》发表了记者王慧敏、高云才“税费改革看安徽”的文章，国务院发展经济中心研究员陈锡文“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的文章。参考他们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我先后写了“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两点建议”和“关于完善农村税费改革 改变农民负担组成的设想”的建议，分别在2001年2月15号、3月13号邮发给上头各级农村税费改革领导机关。给中共中央的是县委办公室通过网络信息报送渠道报送的。了解到陈锡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参与国家农村税费改革，于是把我历次的建议都邮给了他。

　　二月，我姐夫在北京给我买了何开荫、孙力编著的《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初探》邮给我。这是一本介绍安徽省阜阳地区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经验的书。何开荫1958年毕业于北京农大，早期从事农业科研工作，20世纪80年代调入安徽省政府办公厅，从此进行宏观农业和政策研究。1988年“提出粮食购销体制与农村税费制度结合起来进行配套改革的建议。”后建议逐渐深化，中央、省领导日益关注认可，1993年在安徽省阜阳地区涡阳县新兴镇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1994年阜阳地区的多数县进行改革试点。我对这本书进行了认真的研读。

　　三月初，《齐鲁周刊》记者李强、解学来来采访，县政府出面对他俩进行了接待，他俩的文章发表在3月21日的《齐鲁周刊》上，题目是“一个人 一辈子 一件事”这期周刊的封面是朱****总理3月15日答中外记者问的大照片，照片下方是一排“聚焦第三次农村革命”九个大字，这是这期周刊的核心内容。第三版至第六版都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内容。第三版和第四版采写的是聊城市茌平县农村税费改革的情况。第五版的上半部分摘录的是反映我国第一次农村改革（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的部分内容，下半部分是转载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李锦采写的我国第二次农村改革初期茌平县马坊村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报道，题目是“与小岗同时的马坊”。说以茌平县马坊为代表的山东省西部偷偷搞联产承包与安徽省的小岗村同时，同样是第二次农村改革的源头。1982年12月李锦当面向邓小平汇报第二次农村改革的情况，受到小平同志的称赞。第六版整版则是报道的我建议农村税费改革和现在的工作生活状况。

　　三月上、中旬之交的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国家领导人提出扩大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范围，随即，山东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实施农村税费改革。改革的鼓点越敲越急。

　　经过预约，我于3月19号去济南来到了新华社山东分社，见社长李锦，反映我对解决农村税费改革中难点问题的建议和看法。1998年聊城市举办通讯报道培训班，李锦去给我们讲课，有一面之缘。李锦对我的建议和看法很看重，上午他和记者黄锦鸿认真听取了我的建议和看法；下午他又安排黄锦鸿陪我去省财政厅，见崔处长、杨建松科长，听我的建议和看法。崔、杨说我来的晚了，23号省要开税费改革会议，基本框框已定，不可能再改，要对我建议的价值进行论证，看情况是否在会议上提出。我回阳谷后的22号，通过电话向黄、杨询问，他们说在会上提出的可能性不大 。26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通告”我没看到我所提建议和看法的成分。

　　4月因美国飞机侵犯我国领空的撞机事件，国内国际形势严峻，农村税费改革暂缓进行。下半年改革继续，我对农村税费改革的调查也就继续。。。。。。，10月末，我还去了北京，还是住在我姐姐家。30号去徐静家见了徐静，徐静已经退休，说到我建议农村税费改革的情况，他说下面按正规渠道对农村法规提出建议他都应该知道，就他掌握的情况，我是全国最早提出农村税费改革的人，也是唯一一再执著的建议农村税费改革的人；他说1988年前后广东省曾有个人提过一次，提过后就再无后音。31号，我去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见到了农村部的谢扬副部长，谢扬认为我建议的许多观点很新颖，他说农村部拟建立一个松散的研究农村税费改革的组织，不定期的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交流探讨。通过这个组织、通过参与改革，使我取得对改革情况进行调查反映的正规的方便的身份。

　　寻求使命的支点

　　我此时的调查反映和15年前比，虽不再担惊受怕，但仍有许多难处，我没有官方的身份和渠道，对上头决策的了解掌握不及时；调查反映都是个人行为，由于对农民负担的敏感，怕负责任，多数机关单位不愿提供材料、数据。没脸、闭门羹是我调查、收集情况中的家常便饭，也是我请求向有关领导直接提出建议看法的家常便饭。许多不理解的嘲讽话我也不断直接间接的听到：“这人真不明白，提这有啥用？都执行中央文件，还能执行你的？”“年轻都没搞出名堂来，这么大年龄了，还折腾个啥？要名也算有了，要利不如找个事情搞点经营，东一头西一头的，叫领导不满意，啥也不落。”“这家伙憨，迷了，钻到牛角尖里去了。”我认为这都是因为我没有一个正当的身份所致。我向中央、省、市、县领导写信，反映我建议农村税费改革的情况，请求我能参加某一级的改革组织，给我一个参加农村税费改革会议、调查反映改革情况的方便。信中说“就农业部一同志掌握的情况，我是全国第一个正式、系统的提出农村税费改革的人，税费改革了，我却不能参与，我感到遗憾。。。。。。。我认为能在17年前提出农民负担费改税，我对农村税费改革的认识是深刻的；我对费改税思索了17年，我的认识有别于常人的独到之处，有值得向上反映、做决策参考的特殊价值；我参与改革，能随时发现许多无心人视而不见的问题。”写的信多数没有回音。市委郭书记把我的信批转给市财政局长，要求给我这方面的方便，郭书记是对我的信进行批复的唯一领导，2002年2月1号，市财政局虽来人给我见了个面，叫我谈对我市税费改革的看法，见面了，谈话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3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给县政府、给我分别发来通知：“确定山东省阳谷县为我部农村税费改革跟踪研究观察点，。。。。。。吸收贵县张学新同志为本研究部农村税费改革跟踪研究课题组成员。”根据以前的电话联系，说的是聘为农村税费改革观察员，4月12号收到通知后我电话问谢扬部长，他说：“这样表述基层党政机关易于接受，利于接洽，内涵是一样的。如用“观察”字眼，有他们在前边干，你在旁边查看的含意。”我去县政府办公室，见到了唐宪明主任，他说他也收到了农村部的通知，并将通知转给了县长签阅。此后，我几次去询问建观察点、联系跟踪观察研究工作的开展，都没有明确的回复，没有进展。我不能辜负农村部的信任和情义，在没有县明朗态度的情况下，观察研究我先独立进行。四月下旬，我先报去了观察研究计划，随后，我克服机关单位不予配合的困难，硬着头皮搜寻资料，聊城市、阳谷县的税费改革动态、进程、疑难问题的解决做法陆续上报，至10月份，我先后向农村部邮去了10余份调查研究材料。至此，县里对建立税费改革观察点、开展税费改革的跟踪观察研究还是没有动静。对于参加到基层某个税费改革组织里去，有一个正当的身份，名正言顺的关注农村税费改革，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见，我的希望没有了。

　　10月份下半月，我试探着给县、市政协的人联系，看能否当某一级的政协委员。我想到了政协委员的提案，我还是希望能有一个向上反映问题、提出自己意见的渠道。我把我建议农村税费改革的有关资料送给县统战部的领导，市里我请田勇局长转给市统战部，田勇就是原市委组织部青年干部科科长，现任档案局局长。他们都愿为反映、愿为争取，我静静的等待着。

　　在县政协，我见了政协潘主席，他曾和在龙护源住队的刁雪远在一块工作。说到刁雪远，潘说刁已经去世了，就在最近。说到刁雪远搬家回胶东的情景，潘说刁和谁也不联系，不接受任何人的送行。我想起刁雪远说我的话：“不能眼里揉不得沙子，只和认为同自己一路的正直、清白的人联系，那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孤立起来。。。。。。。”我和他心心相通，就因为秉性中有许多相同的东西，包括性格中的弱点，他告诫我的话，自己却也不能做到。山难改，性难移啊。。。。。。。

　　听到刁雪远去世的消息，我心里非常难受。俗话说人生难得一知己，刁雪远是我的患难知己啊！他是在我最困难、地位最低下的时候帮助了我。他对我没有地位的距离，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物质利益的交往。我赞成他，他看重我，见面有说不够的话，想到他巴望他好，就这样的心心相通。可惜好人的命运不济，正当他如日中天的时候得了病。否则，凭他的威信，凭他的能力，他的职位决不止于县委书记。刁雪远如果是市、县的领导，我为农民而呼，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建议，还用这么腋着藏着吗？调查反映会作这么多的难吗？安徽省政府的何开荫在他编著的《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初探》的后记里说他因工作的方便，因省委、省政府的坚定支持，建议才得以进入中央领导的决策层面，得以实施、得以试点。个人的才能才得以极致发挥，成为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先锋人物、做出特殊贡献的人物。许多历史人物的伟业不都是这样吗？韩非、商鞅、李斯、韩信、诸葛亮，那一个有志、有才之士不是因为权威人物的发现、起用成就事业，包括舜、禹都是这样。所以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我提出的农民负担费改税的建议比何开荫配套改革的建议要早三年，与中央农村税费改革的文件精神更吻合，表述更直接。但因我的地位低下，反映只能采用信访似的渠道，不能有效的纳入领导人的视野，其作用远无法同何开荫的建议相比；多亏原农业部办公厅主任徐静一开始就看到了我建议的价值，转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呈国家领导人、转农业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使我的建议产生一定影响，使我知道我的建议抵达了中央、国家农业部。否则，我的建议或许石沉大海，成为无效劳动！如果刁雪远是市、县领导，我就会有一个正当的反映渠道，我的建议可能会演变成某个组织、某个地区的反映，他的力度会膨胀十倍百倍，我的建议就不会长期被尘封。

　　安徽北部、山东西部都是第二次农村改革的源头，从安徽1993年在涡阳县搞税费改革试点、我在1985年提出农民负担费改税的建议来看，最早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地方，最早看到农业生产责任制中的问题，都最早提出农村税费改革的要求。安徽对这个要求及时发现，因势利导，成为了中国第三次农村改革——税费改革的源头。我1985年、1989年的建议都比安徽的试点早许多，因为地位低下、人微言轻，又没有一个反映的正当身份和渠道，形不成冲击力，引不起上下的重视，建议再金贵，也只能被搁置。一个科学家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反映了我的眼光，我对国家的责任心，我如果有向领导人进言、研究农村法规的平台，我对社会的贡献决不会只是被长期搁置的农村税费改革建议。因我的建议，聊城和安徽如果都早于国家决策前进行改革试点，2000年的改革之日，一定会给改革提供更多的经验，使改革的措施更完备，改革更顺利；我人生的价值要重新衡量，我的命运也将改写。想着这些，我体验着古人俞伯牙摔琴断知音的心情，我为刁雪远的去世一次次流泪。

　　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已在我国多数省份铺开，而在我们最初进行改革试点的地方，机构精简等配套改革却一直不见动静，我根据自己的调查和认识，写了“关于全国推行阶段完善农村税费改革的四点想法”，于2003年元月3号分邮新华社李锦、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谢扬、人民日报社，后来还邮给了温总理和徐静同志。谢扬部长收到我的四点想法后，电话对我说：“很好，如何上报，碰一下头给你答复。”2003年当地的税费改革没有新的进展，农村部也没对跟踪观察研究进行安排，我对税费改革的调查反映也没再有新的东西。

　　2003年2月份，各级政协会议相继召开，我想当某一级政协委员的要求没有得到。

　　漫漫要奖路

　　2004年2月份起，我开始要求申报国家奖励。

　　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开始，我就从《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看到对公务员有“合理化建议”奖励。由于改革刚开始，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确保改革成功上，未顾及报奖的事。2003年改革已在全国铺开，并取得重大成果；2004年，******总理已提出五年内取消农业税，改革已接近尾声。对于我，除新闻媒体的关注外，党政部门对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表示，这说明我建议农村税费改革的事并没被党政部门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我有披沥自己、为个人争权益的必要。争取奖励，也有想通过自身地位的提高，争取进言之路，争取长期关注三农问题、为社会做点事情的考虑。

　　申报奖励的缘起是县委组织部请我帮他们搞“三个代表”的宣传报道，我在组织部看到了山东省《支部生活》2004年第二期上刊登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上面提出：“建立国家功勋奖励制度，对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各类人才给予崇高荣誉并实行重奖。”我1985年至1993年4次提出农村税费改革的建议，应是对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

　　我找到国务院《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二十八条：“国家公务员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应当予以奖励：（三）在工作中有发明、创造或者提出合理化建议，为国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人事部的《国家公务员奖励暂行规定》除有以上相同的规定外，还规定了申报的时间：“第四条 对符合第三条规定的公务员应当及时给予奖励。对在本职工作中做出成绩的一般应当结合国家公务员年度考核进行。”

　　对于如何申报奖励，申报什么奖励？县委组织部的老部长老领导们说：“你向谁提的建议，建议被那里采用的，向那里申报，那里应予以奖励。”我农村税费改革的建议别管提给中央、国家的那个部门，都是向国家提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是国家采用了我的建议，农村税费改革应当说已经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国家应对我进行奖励，我应向国家申报。

　　2004年2月27号上午我去了市人事局，在局长办公室见了葛局长，咨询申报国家奖励的事。葛局长就是1991年时的阳谷县委组织部长。葛局长说：“你的事我知道，我们可先分头进行，我这里先向上咨询；你回阳谷找县人事局看他们怎么说，如能报就先报。”下午，我在县人事局找到了分管的张副局长和公务员管理科丁科长。张副局长说：“只要符合条件，一定上报。”丁科长说：“你写个申请报告，我向市公务员管理科问一下，再答复你。”我把我有关建议农村税费改革的材料留给了丁科长。几天后，丁科长把我喊到人事局研究申报奖励的事。他说市公务员管理科赵科长同意叫报，对于国家奖励赵科长和他还都没报过，表格设计、奖励名称都需试探着做。3月17号，我们第一次整理出了完整的申报材料，并盖了阳谷县西湖乡政府的公章。22号申报表格重新设计打印，由西湖乡党委政府盖章。后，丁科长向我要了徐静的电话，对我建议农村税费改革的事进行核实，丁科长向县政府办公室的曹主任汇报了核实情况，曹主任签署了同意上报的意见，盖了阳谷县人民政府公章，3月底报到了市人事局。5月14号上午，丁科长向市里赵科长电话询问上报情况，赵科长说他前些天去省人事厅开会，专门去公务员管理处问了张学新申报奖励的事，处里认为上级没安排申报这类奖项，没申报过这样的奖项，没法受理，没法申报。接电话后，我即去了市人事局，下午见了赵科长。他再次说了请示省人事厅的情况，说事已至此，他没办法。

　　5月31号，我去了省政府，人事厅在政府大院内，进不去。我正和传达室的同志说这个事，人事厅的一个男同志来到门口，通过他，打通了公务员管理科王××（女）的电话。王××听了我的情况后说：“可以给你报，但没有你说的合理化建议奖项，按一等功或荣誉称号报，逐级报上来。她说具体的还要请示处长，处长出发了，要几天回来，叫我把有关材料留到传达室。第二天我从济南返回了阳谷。6月19号，我打通了省人事厅处长的电话，处长说：只能逐级奖励，就是县里奖了，根据事迹市里、省里以致国家再奖；合理化建议奖，国家没这个奖项；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奖励，国家没安排，谁能证明采纳的是你的建议？处长的意思不受理我的申报。7月13号，经丁科长同意，我整理材料，以县人事局公务员管理科的名义向国家人事部进行咨询，后来我问丁科长咨询情况，他说没有看到回复。第一阶段的申报至此中止。

　　2004年12月1号我以个人名义分别向国务院办公厅、人事部公务员管理处咨询税费改革的国家奖励，没有收到答复。这期间我还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力保障条例》中的有关规定：“党组织要支持和鼓励党员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对改进工作有重大帮助的，应对提出建议和倡议的党员给予表扬或者奖励。”我认为，国务院、人事部和党中央都有这么明确的奖励规定，国家、党制定的奖励规定，由国家、党来兑现奖励，就兑现不了，会吗？2005年11月5号，我把我的有关资料邮给了中央、国务院信访办，问我的情况是否适用国务院及人事部的奖励规定？可能是信访办转给了人事部，11月21号，我收到了人事部不予受理的告知书，原因是“未经省级政府人事部门处理或复查”。联想省厅答复“上头没安排这个奖项，不能受理上报。”我疑惑了，到底应该下报上受理，还是上边安排了下边才能上报？我想去北京问个究竟。2006年上半年我去了北京，谁能找到中央、国务院办公的地方？只能去中共中央、国务院信访办，走进信访办的大门，我便遇到了我们阳谷县信访局的干部，彼此都认识，他们对我说：“你回去吧，叫县里组织部门或其他部门替你问，你去问，别管问什么事，都会登记咱县的信访人数，扣咱县的考核分数。”他们在北京，就是做的劝说、拦截信访人员的工作，不容易，我不愿难为他们，没再往里走。 考虑另想办法。

　　我想通过在中直部门、国家部门工作的人员问个究竟。中央组织部机关事务管理局党委书记杨进福是阳谷县西湖乡人，他每年春节都回家和老人一块过年，2006年春节（阴历正月初二）我在他老家找到了他，把我的有关资料交给他，请他代我向人事部咨询。2006年4月1号，我电话问他，他说已经通过一个朋友问了人事部，人事部说有这么回事，只是奖励还未启动，启动时通过省里报，要我和省里联系一下。这里又把申报推到省里去了。后来电话再问，没有新的答复。 …………………………………………………………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力保障条例》中说到党的组织、宣传部门抓党员权力保障工作的落实，我把我的情况写了一个材料，交给县委组织部，请他们向上咨询，他们说没有咨询奖励的渠道，无法一级一级的咨询。2006年底我把这个党内奖励咨询的材料邮给了中央组织部，后来又邮给了杨进福。我电话询问他咨询的情况，答复是他把我的资料交组织部有关人员看了，认为仅凭我提供的材料，无法给予奖励，叫我不要报太大的希望。

　　2006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在我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农业税赋终结了。对于农业、农民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句号。农村税费改革演变到取消农业税，它反映了我国经济力的增长，反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农民的关心，也反映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意义。

　　2000年后，我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差，情绪更好激动，个人、家庭的好多事情不顺心，愈发对建议农村税费改革的事得不到承认抱不平。2007年1月23号再次写信向人事部询问：从省厅和人事部的答复，到底应该下报上受理，还是上边安排了下边才能上报？我还说到按照人事部“及时给予奖励的规定”，改革开始就该奖励，可现在6年过去了。国务院、人事部的规定，该国务院、人事部给予奖励，就兑现不了。到底是程序问题？还是事件份量问题？

　　在给人事部写信的同时，我向******总理写了信，诉说了我多少年来建议农村税费改革的情况；诉说了我现在的工作、生活、身体状况；诉说了我申报国家奖励的请求：“我不为钱财，只为有个认定、说法，披沥自己我也是不得已。让我对选调我的组织部门有个交待，让我对世人说：我执着的为农民呼吁国家看到了。提建议过程中，涉及反映基层的问题，受到单位领导的压制，事实证明我反映的对，反映的有功，对我的压制是错误的，组织部门应还我一个公正的待遇。”

　　2007年2月8号下午3时，人事部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大体内容是：我邮去的信收到，已经研究，领导很重视。农村税费改革是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是经慎密研究作出的重大决策。我为农村税费改革作出了一定贡献，对我进行合理化建议奖励，还要有更权威的证据，光凭新闻媒体的报道不行。领导安排先电话回复我，安心过年，预祝春节愉快。打电话的是一个女同志，她似乎在念一个决议材料。我感到我申报奖励的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机，我看到了希望。因为很快就要过春节，考虑人事部的人员放假，2月9号，我用快件给人事部邮去了四次建议、《农村工作通讯》和农业部农民负担管理办公室两个复函的复印件。考虑到人事部要我提供更权威的证据，我想到了1994年在农业部见徐静时，徐静对我说的建议曾呈国家领导人审阅的话，我记得当时说的是万里副总理，于是打电话询问徐静万里副总理审阅建议的情况，有无批示？徐静说建议不记得呈报给万里副总理，可能是杜润生，只记得谈话，对是否要回建议没有印象，现在也不可能再找到那时的原始建议 。

　　春节过后的一段时间，我没再收到人事部的消息，不知道人事部那里我申报奖励的事有何进展，于是打电话向人事部询问。2007年3月14号下午打通了人事部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同志，他在答复中不断向一个男同志询问，说未收到我2月9号邮去的资料，再次说我应向其提供权威机关的证明材料，好象说需要中共中央或国务院的证明，而这样的证明由我自己去提取提供，没有这样的证明，这个事情只有这样搁置下去了。

　　中央、国务院能出具认可我建议农村税费改革的证明吗？我执着的提建议10年，第一次提出到改革15年，我的建议起了酝酿、催促农村税费改革的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决策意见都经党代会、人代会讨论，当前情况下，国家大政直接采用某个人的建议是不可能的。中央、国务院不可能给我出具证明，我也进不了中央、国务院办公厅的门，既然这样人事部春节前给我的电话怎样理解？问题重要，有向下运作的价值，才会“领导很重视”，就该有运作，事情就应该有进展，春节后的答复和春节前的电话口气有明显的不同。我知道的人事部的电话号码是连在传真机上的，打通很不容易，我决定到北京去，直接见见人事部的人，问清到底应该怎么办。看情况也到组织部问一下。以上是我请求申报奖励的第二阶段。以下是第三阶段。

　　我的外甥女在北京市内工作，她的女儿正上幼儿园小班，要人照看。我的妻子已经内退，我的两个孩子都已在阳谷县外参加工作，妻子春节后便去北京给我外甥女照看孩子。我身体不好，自己在家，家属、亲戚都不放心，他们催我也上北京去，和妻子在一起有个照应，并在北京看看病。2007年4月9号，我去了北京。

　　我姐姐和我外甥女的家离人事部都不远，4月10号我便找到了人事部。人事部公务员奖励司不当面接待来访人员，旁边有个邮局，邮局的电话也打不进去。后来，还是在人事部信访办打通了奖励司的电话。我在电话上反复说了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不可能给我出具证明的理由，开始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同志，后来一个男同志也给我解释，这次他们说的很明确：农村税费改革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推行的，只有他们出具认可的证明，才能申报奖励。要想有个结果，只有去国家信访局。信访办的人很好，见我口渴，给我倒水喝，详细的告诉我去信访局如何坐公交车，并把公交车的路数、换乘的地点给我写在一个字条上。

　　4月11号（星期三）一早我来到了国家信访局，首先是排队，排到号后递上身份证和信访材料，领取信访表，到信访大厅填表，主要是填写信访要解决的问题。填表后，按省份到标示的窗****表，窗口内的工作人员查看所填表格和信访材料后，安排你去接访的房间，并进行登记。山东省的信访人员到第5窗****表。看登记表的是一个40多岁的男同志，他看了我的登记表和信访材料后说我的信访材料已经转山东省信访局，叫我回山东省去查信访处理结果。

　　回住处后，我即给山东省信访局打电话。次星期一电话才打通。他们说没查到我的材料，再查查，星期二告知。星期二上午打通电话还是没查到，叫我问国家信访局转的时间、题目、接收单位后再查。

　　4月18号（星期三）早8点多，我又来到了国家信访局，排队信访的群众已有一百多人。我想：只问一句我的信访材料转回山东省的时间，应该能直接进信访大厅，到第5窗口去问。但大厅的入口处没有发放的信访表格不许进，只有查看身份证、信访材料后才能发给信访表格。这些我都没带，只好返回，下午又去。下午排队领到信访表的时间已近4点，赶快填完表，拿着信访材料递到第5窗口。5窗口还是那位领导，他看了信访表和信访材料后，没再说什么，给盖了章，安排我去402室接谈。既然安排接谈，就不再问转山东材料的事。402室没人，楼道里有连椅，我就坐在402室东侧的连椅上等着。刚坐下，过来两个人，问我去那个室，我照实说了，他又要了我的材料看，然后，他拿着我的材料把我送进了213房间。

　　…（节选）（暂时不便披露）………………………………………………………………… 4月23号，我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经杨进福引见，我见了奖励表彰处的邵处长，他翻看着我的材料耐心的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说：对你进行党内奖励也可以，但必须有权威部门采纳你建议的凭据，提建议的底稿、转中央的复函、农业部的复函都不能为凭。必须是中央、国务院或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的凭据。他也说到我在基层这么多年，一再提出农村税费改革的建议不容易，但他们审查、审批奖励就是这么搞，没有办法。

　　几天的询问奔波，我感到身心都很疲劳。我开始跑医院查病看病；也陪姐姐、姐夫查病看病。“五·一”长假到了，我们不用再接送孩子去 幼儿园，有了时间在北京游览。“5·1”我们去了北海，上了万寿山，万寿山下崇祯吊死的古树、山上4尊被八国联军劫掠走佛像的底座分别诉说着腐败灭国、弱国受欺负的故事。

　　什刹海边，有 5、6个老先生用民族乐器演奏彩云追月等经典古曲，岸上俊男俏女穿流，海里倒映着绿树楼阁，小船荡漾，以往在电视机或收音机上听来也感觉好听，今天听来，犹似在仙境听仙乐的感觉，

　　“5·2”外甥、外甥女陪我和妻子去了西山植物园，在那里，我和妻子观看了曹雪芹故居，故居前有曹雪芹的泥塑，很高大。我、妻子、外甥孙女分别在塑像前留影。我的留影是把手搭在曹雪芹的手上，眼睛看着远方的低处，希望他能把智慧和灵感传递给我。其后，我们还游览了长城和其他一些公园。几个公园里，都有成群的50、60岁的人唱上世纪70、80年代的流行老歌，唱得是那样的投入、那样的动情。

　　“5。1”长假结束了，我考虑着是否还去国家信访局的接谈室去问个究竟，因担心再遭遇 4月18号的情形，一直犹豫着。从人事部、组织部的答复来看，就真见了国家信访局的人或许也没多大意思；可想想国务院、人事部的奖励规定和我建议农村税费改革的艰难情形，又怎么也不甘心。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甘，我是到了黄河也心不甘，这就是黄河么？特别是想想省信访局的人，我不信这是黄河的模样！这时，我姐姐告诉我，说我哥哥打来电话，父亲病重，要我回家侍候。于是，我打点行装，返回阳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