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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下台的书记叫贺玉，是四清时下去的，没文化，是个主观性很强，报复心很重，很自私，又是个敢吃敢喝，敢搞女人的上届大队书记，有五十多岁，身体还算健康。
他们到了贺玉家，贺玉在炕头上躺着，老伴坐在炕梢做棉鞋。贺玉看到有人进来，就坐起来，因眼睛近视，看不准是谁，就问老伴是谁来了。
江洪说：“我们是从县里来的，到这个队了解点事，就走到你家来了”。
这时他向江洪靠近一些，细看一会儿说：“我知道你们是来干啥来啦”。
江洪问：“你说我们是来干啥来啦”。
贺玉说：“你们准是为调查阎善目的事来的”。
江洪奇怪的说：“你说对了，你为什么会知道我们是为这个事来得呢”。
贺玉说：“我听屯子人说，阎善目抄写了大字报去了城里，我想他一定是告状去了，是求援去了，是找上级领导给他作主去了，我认为上级领导绝对不会不管，肯定会下来调查，现在我们这就这个事，搞的不清不白，非要把个好人搞成反革命，除了这个事再没有别的事，你说你们来了解点事，不就是这个事吗”。
江洪说：“你分析得很对，你为什么说是把个好人搞成反革命”。
贺玉说：“阎善目这个人我非常赞成他，我当过这个大队的书记，我很了解他，他是一个很正派的人，不惧权势，没有私心，敢给任何人提意见，他要是认为这个事是对的，就一定要坚持到底，不顾个人的死活也要做下去。他不欺弱小，心怀坦荡，使我最感动的是文化大革命他应该来斗我，可是他没来斗我”。
说到这他沉思一会儿，接着说：“那是我当大队书记时，去他住的生产队没收个人在大队山上砍的木材，我收完了就让他赶个牛车送到大队，他说你要是给我个汽车我可能能给你送去，这牛车我可摆弄不了。当时我很生气，就让他把他家房后竖起的矿石收音机天线杆子，拔下来送到生产队，我知道那个木材不是我们大队山上的，我们大队山上没那么高的树，为了治气泄私愤我灭着良心治了他。这次文化大革命打落水狗时期，我想他一定会借着这个机会向我报仇。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整我，我天天担惊受怕的等着挨整，大队革委会斗了我十二次，而他只斗了现在的当权派，却一次也没来斗我。这件事我与他相比，我太渺小了，我太不是人了，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你说像他这样的人能是反革命吗”。
江洪说：“你认为工作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贺玉说：“这还用说，现在人人都知道各队开完批判会就得把阎善目抓起来”。
江洪说：“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给他定个反革命，一定要抓他呢”。
贺玉说：“这个事我太清楚了，我当过领导，我知道当领导的心理，他们嘴里说希望给他们提出批评意见，实际他们最反对给他们提意见，因为会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丢了面子。你说他好，他高兴，你说他不好、说他错，他恨你。阎善目要不是给林书记和大队书记提那些批评意见，他是绝对不会被打成反革命的，既然是反革命他们能不抓他吗”。
贺玉的老伴听他讲究起书记来，就说：“你别啥都说了，别忘了你是一条水狗，我看又开批判会，又写大字报的，这文化大革命是又来了，你可别忘了你挨斗的滋味，要是再给你定个反革命我看你咋办”。
贺玉说：“就是再来文化大革命，我看也革不起来了，在这开批判会你没去，咱队里的人根本就没人发言，可不象刚开始那阵子，互相揪斗报仇解恨，积极发言”。
贺玉老伴说：“咋的你也得要小心，革不起来，还革出来个反革命呢，你还是别啥都说了”。
江洪听她老两口的谈话，心想：是啊，人们确实不想再搞什么运动了，人们都希望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谁也别整谁了。可是却偏偏会有人泄私愤搞报复，又搞起来大批判，非要把一个人人都赞成的好人打成反革命，真是天理难容。他转过脸看一眼和他一起来的同事说：“咱们今天就调查到这吧”。
他的同事点点头，江洪对贺玉说：“今天就谈到这吧，请你在我做的记录上签个字。
他们走出贺玉的家门，一看太阳已经快要落地了，才想起早饭吃得早，中午没吃啥，肚子里在要充饥的东西了。
江洪说：”咱们回城里吧，我有点饿了，反正还有三个队没开过会，咱们就不去下一个队了”。
他们回到县里招待所，天已经黑了，他们三个组似乎是同时到达。都说太饿了，他们先到食堂吃了一顿香甜的晚餐。
到了住宿的房间，他们又集聚在一起，向李正汇报一天的调查结果。
还是副组长江洪先讲了他们调查情况，然后把证言材料交给李正，随后常明讲了他们调查的情况，他说：“我们到三队调查情况和他们俩个队差不多，他们工作组就是利用王蛇的发言，他承认和坏人干了反革命的事，达到所有的人都认为阎善目就是反革命。我们调查的几个人都说他们肯定要把阎善目抓起来，他们开批判会群众很有反感，但都是敢怒不敢言，他们的批判会社员没有发言的，全是工作组的人发言批判，社员对阎善目的反应都挺好，没有说这个人是坏人的，更不用说是反革命了，阎善目是群众选的革委会副主任，后来是他自己下来的，他咂革委会就是为了达到大辩论的目的。三队情况基本上就这样”。
江洪插上一句说：“一队是不是还没开批判会呢”。
常明说：“会还没开呢，可是社员都知道是要抓阎善目，因为他们队里的工作组的人就是专门放这个风的。虽然他们没说出阎善目的名字，社员都知道是咋回事，我们也了解了三个人的看法，也作了记录。工作组今天晚上去这个队开会”。
常明汇报完了也把材料交给李正。
李正把证言材料放好，对组员说：“有这些材料放到桌面上，他们该是无话可说了，不过那两个队明天还是要去，除了公社工作组的人以外，还是需要有人知道我们在调查这件事，要让社员知道党和政府对群众对社员是关心的，对这件事情是关心的，所以才做到全面的调查和细致的了解。
明天江洪你俩在这休息，准备晚上参加十一队的批判会。我们两组去那两个队调查。现在各回各的房间休息”。
一天的劳累，一夜他们睡得很香，因为只去一个队调查，也就没起得太早。吃完早饭李正说：“今天去这两个队，不必单人个别调查，因为他们还没有开过会，用不着了解开会的情况，到队里找几个人一起座谈一下，了解他们对工作组的看法和对阎善目的看法。也要作记录，如果你们没有别的事现在咱们就下去”。
李正和张顺去了十一队，常明他俩去了十二队。李正他们走到生产队时社员早就开始干活了，都在粪堆那刨粪，他们走到干活的近前，还是先找民兵排长，排长说：“你们找我有啥事”。
张顺说：“是研究民兵训练的事，还是到你家说吧”。
排长把他们领到家进屋坐下，排长的妻子下炕给他俩各倒一杯热水，张顺看屋里没有外人就说：“我们是地区和县委联合组成的调查组，是调查你们公社的工作组批判反革命行动的事，想让你找几个人开个座谈会。我们是秘密调查，所以和你说是民兵训练的事，你把队长和这个队的党员找来，也要说来人要研究民兵训练的事。注意，尽可能不让公社工作组的人知道”。
排长说了声“好吧”，就去找人。
排长妻子说：“你们调查这个事干啥，是不是有人告他们了”。
张顺说：“是有人给上级领导去过信”。
排长妻子说：“你们调查他们是想管这事吗，能有用吗”。
张顺说：“有没有用，要听群众的意见”。
排长妻子说：“工作组可没听过群众的意见，到这大队就批判王蛇他们是反革命行动，看意思是要抓阎善目”。
张顺说：“他们在这队也开过批判会吗”。
排长妻子说：“这队里有他们工作组的人，不用开会啥事你都会知道”。
这时队长就进屋了，接着又来了两位五十多岁的老党员，排长走在最后。
他们进屋自己找地方坐下，两个老党员上了炕里。
排长说：“我们队就两个党员都来了，在凳子上坐的这位是队长，你们看有什么事就说吧”。
张顺说：“我们是地区和县里临时组成的调查组，专来调查工作组批判反革命行动的事，请大家来谈一下对这事有什么看法”。
来的人还没有听明白，没有人吱声。
张顺又说：“我是说，你们认为工作组到底想干啥，他们的做法是不是对的。你们有啥看法都行，随便说，我们来就是要听一听你们的意见，因为群众的眼睛是亮的，我们相信群众，才请你们来帮助我们处理好这个问题”。
这时他们才明白是咋回事，队长先说了话：“要是说工作组想干啥，这事很明显，他们就是要通过斗王蛇让大家知道反革命是阎善目，最后把他抓起来。他们知道直接斗阎善目他们斗不过他，就拐了弯，让大家都知道阎善目是反革命，最后把他硬抓起来”。
来开座谈会的几个人齐声说：“对，就是这么回事”。
说到这又没人往下说了。
张顺说：“谁说一下他们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
没人吭声，张顺看一眼炕里坐着的老党员说：“党员同志起个带头作用，先说一下，他们的做法是对还是不对，或者说阎善目是不是反革命”。
有个党员说：“工作组也给我们党员开过会，让我们听党的话，他们也说一些大道理，我没文化，也不懂他们说的是不是对，要说阎善目是不是反革命，要是说砸革委会就是反革命，那他就是反革命。要不从这个事说，他绝对不是反革命，我和他一起干过活，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说到这他“哎”了一声，接着说：“他不砸革委会就好了”。
队长又说了话：“说他们砸革委会就是反革命，这事全大队都知道了，但我们不知道‘是’还是‘不是’，我们不懂，只有听他们的，他们说是反革命，我们也只能说是反革命。不过我们知道他们是在整人，所以没有人支持他们”。
张顺问那几位：“你们是怎么认为的”？
排长说：“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肯定会把阎善目抓起来”。
下到队里调查从不说话的李正，看到这个问题是必须要澄清的问题，就说了几句：“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地区委派下来的联合调查组成员，就只指砸革委会是不是反革命行动、是不是反革命，在这里我要澄清一下，‘革委会’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临时名词，他是群众组织，不是宪法规定的，砸他不犯法，所以不是反革命行动。请大家注意，我只指砸革委会而言，不是说阎善目是革命还是反革命，他到底是不是反革命，要群众从多方面判断，群众来定”。
这几句话，如同强劲的东北风吹散了满天乌云，昏暗的天空晴朗了，太阳的光芒又照射在人们的身上，冬天的阳光照在身上是格外的暖和。人们的心随着晴朗的天空也亮了，在这晴空万里的大地上，人们总算看清了方向，他们立时精神百倍，他们抢着说：“砸革委会要是不犯法，阎善目就绝对不是反革命”。
张顺向李正请示说：“是不是就谈到这”。
李正点一下头。
张顺说：“今天座谈就到这，请大家暂时要保密，今天晚上我们还有两位同志参加他们的批判会，请你们配合保密，如果工作组发现了有外人参加会，你们就说是你们家的亲属，请你们要做好”。
他俩出了屋就去了十二队，十二队同样有个难解的问题，群众认为工作组说的砸革委会是反革命行动是对的。李正又在这做了澄清说明。然后和常明他们一同回了县城。
他们回到招待所，看到江洪正在写这几天工作心得。江洪看到他们回来也就停笔不写了，张顺看他不写了，就对他说：“十一队那我们临走时已安排了，你去那队可直接去排长家，他住在屯子的东头，前边第二个房子，是两间草房”。
江洪说：“好吧，一会儿吃完晚饭我俩就走，天黑时也到那了”。
他们到了十一队，正好队长在敲开会的钟，他俩按张顺说的方位，找到房子就进了排长家，排长看到进来两个人就说：“你们是县里调查组的吧，你们先坐这休息一下，开会还得一会儿”。
排长的妻子给他俩各到一碗热水，对排长说：“我先走了”。
说着就出了屋，排长说：“咱们不用急，人到齐了正经还得一会儿。特别是这整人的会，没人愿意去”。
队长敲完钟回到家，见老伴正在外屋洗碗，就小声问：“他们喝完了”。
老伴有些不愿意地说：“喝完了，二斤酒让他们三个人全喝了，他们再来你可别再往家里整他们了”。
队长说：“你小声点，这哪是我整的，是大队书记让做的，我能不听吗”。
屋里听有人说话就问：“是队长回来啦”。
队长急忙开了里屋的门说：“蒋书记，是我回来了”。
蒋或只说：“让你喝你不喝，二斤酒让我们仨全喝了，可能喝多了，咱们去开会吧”。
他们是喝多了，走路全是走“邪”路，离开了正道，他们走到了井沿边，冬天的井边像似冰山，今天下了一层雪，洁白的雪把大地全都覆盖上，自然也覆盖了井边的冰，常治仁因为不看路，一脚踏在冰山上，本来喝的腿就不听使唤，加上踏上雪下的冰，一滑，他失去了平衡，只听咕咚一声，他实拍的躺在井边，差一点掉进井里，虽然没掉进井，他自己也站起不来了，他的腰正摔在一块石头上，痛得他不敢动了。他对汪福说：“汪福，快把我拉起来呀”。
汪福说：“我哪有那么大的力气把你拉起来，来，蒋书记咱俩拉”。
常治仁强忍疼痛站了起来，他们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会场。
江洪他们等了有四十多分钟的时间，排长说：“现在人去的可能差不多了，咱们也走吧”。
他们进了会场，真的被工作组的人看见了。就问：“你俩是哪的，我来这屯子这些天怎么没见过”。
排长过来说：“他们俩是我舅家的，是我表哥，我们来开会家里没人了，他俩也就跟着过来了”。
常治仁因为腰痛，不愿意讲话，就对汪福说：“今天一切还是你说了算，你就掌握开会吧”。
汪福又拉开他的公鸭嗓说：“队长，你看一下人到齐没有，到齐了好开会”。
队长也没细看就说：“到齐啦”。
汪福宣布，批判砸革委会反革命行动大会开始。
会议还是老程序，先诉苦再动员，然后拉出王蛇认罪，最后大批判。
当让诉苦人站起来诉苦时没人站起来，汪福问了声他们的组员：“吴小组长，你是怎么搞的”。
吴小组长站起来找了一圈，两个人全没来，这两个人是谁呢，正是他们安排的两个老党员，白天的座谈会，他俩已经知道是咋回事了，就不想再听他们“党”的话了，不想去给他们诉苦了，要去开会不说怕不行，就干脆会也不去开了。
吴小组长没找到人，就说：“人没来”。
汪福就说：“队长，你赶快去找”。
队长说：“我这就去”。
队长知道他俩不来是咋回事，就回家坐了一会儿，然后又去了会场，进屋就说：“他俩全病了，连拉带吐，把屎都拉到裤兜子里了。实在没法来了”。
汪福问一下常治仁说：“这怎么办”。
常治仁说：“往下开”。
汪福问：“不诉苦咋动员”。
常治仁因为诉苦的人没来就够闹心的了，加上腰痛，让汪福接连的问，气不打一处来，就喊着说：“你傻呀！你真笨死了，拉王蛇狠批”。
汪福让他这一喊，也气的发疯，就亲自起来走到王蛇身边，扯着他的领子拽到前面，用力往墙上一推，乓的一声把王蛇的头撞到墙上，又扑通一声，一个反作用力又让王蛇坐在地上。
王蛇一看这是真没有好了，也就豁出来了，他站起来就去打汪福，汪福急忙躲闪，打在常治仁身上，常治仁往后一躲，撞到了蒋或只，蒋或只也“扑通”一声从凳子上躺在地上，汪福王蛇两个人滚打在一起，一时会场大乱。
队长一看事情要闹大了，就急忙喊：“民兵排长，找几个民兵把王蛇送县里去”。
民兵排长完全明白队长的意思，就找几个小伙子过去，把王蛇拉了出去。出了屋，队长也出来了，对王蛇说：“你早这样，他们就不敢整你了，你先回家吧”。
王蛇真以为往县里送，却是这番话，他不知道这是咋回事，也不知道队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敢把他放了，既然放了我就回家吧，下一步愿意咋地就咋地吧。
王蛇走了，屋里却又热闹起来，常只仁摔了跤挨了打，连痛带气，他是火冒三丈，哆哆嗦嗦站起来，又是大声喊叫起来：“汪福！你给我站起来！谁叫你这么干的，我说过要文斗，你为什么要这样，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期，你为什么不听话，你为什么要给我添乱，说！你到底想干啥”。
汪福挨了打，一肚子冤气不但没场送，反而让他一顿喊叫，越想越犯不上，站了一会儿，他走了，贪黑回家了。
常治仁一看人走了，有火也发不出去了，只好坐下。这时他是思绪万千，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有一种从没有过的孤独感。他想：可能是要完蛋了。
屋里很静，人们都屏住了呼吸，等待事态的发展。
蒋或只一看会是无法开了，问常治仁：“老常，现在怎么办”。
常治仁只好说：“回大队”。
这一场批判砸革委会就是反革命行动的大会就这样结束了。
江洪他俩回到县里招待所，李正他们还没有休息，江洪就把今天很热闹的一场闹剧讲给他们听，他是边说边乐。他们四个没去的人，都后悔没有亲眼目睹这场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