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为共产党的江山长存，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阎善目也卷入了这个洪流中，为了在运动中看准大方向，不犯错误，他一遍一遍的学习中央各种文件，特别是1966年8月8日中央通过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他以“十六条”作为战斗武器，和各种歪风邪气、各种违背人民利益的权威、势力作了坚决的斗争。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炮，打在公社书记林玉纾身上。因为这一炮，1969年末，给阎善目定了个现行反革命。

　　事情是1966年县里修备战公路，全公社各大队，各小队都要出一名民工参加修路工作，由公社统一组织一个民工队，公社派一名干部，领导指挥这个民工队参加修建。

　　公路修建在山区里，规定在路基上所有大小树根必须全部刨掉，公社派的领导人（也叫带工的）为了比别的公社进度快，节省时间，不执行规定，告诉民工不必太认真，结果把大树根埋在路基下面。

　　阎善目是个好求真、爱提意见的人，就对这个公社带工的人说：“干活的人把大树根子都埋在路基上了，我们应该按规定干，这是备战公路，我们应该认真执行规定，以免以后出现不良后果”。

　　公社带工的人说：“你是大队带工的，你让你那几个人按时完成任务就行了。你还管不着这段，出什么后果由我负责，再说这有什么后果可出的”。

　　阎善目过于认真，就把这事反映到修路指挥部，指挥部把公社带工的给批评了，有的路段也做了返工重修。这一下可惹火了公社带工的，他找茬编造理由，进行打击报复，撤换了大队带工的人，不再让阎善目给大队带工。

　　修路结束了，这时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开始了，公社按上级的指示，在公社召开了动员大会，阎善目也去参加了这次大会。林玉纾书记作了动员报告，然后让群众开始提问题，阎善目第一个走上会场的讲台，他对着麦克风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发言提意见，他说：“我先给林书记提一条，是关于修备战公路的事，你不该派一个很不负责的人去带工，他不执行修路规定，为了追求进度他指示民工不必那么认真，埋了几个大树根没啥了不起的，结果民工就这样干了，给他提意见，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打击报复。

　　这是一条备战公路，都说埋了一颗树根是埋了一颗定时炸弹，如果是这样，他不是变相破坏吗，你用这样的人去带工应该说是犯了严重错误”。

　　因为这次的发言、提意见，很多人都说阎善目真敢干，敢给公社一把手提意见，有股闯劲，因此大队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时，被群众推选大队文革副主任。主任是一个老党员，叫国洪章，是大队书记蒋或只推荐的，是一个老农民，没文化，土改时的干部，一直很听大队领导的话，很保守，没见识，根本不敢给任何领导提意见，大队领导为了不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所以大队书记蒋或只才让他当了文革主任。阎善目和主任完全是两个观点，阎善目认为“十六条”说得很清楚：

　　是对反党**********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同时也不能放过有严重错误的掌权的当权派。目标要盯在上层有问题的人物，因为上层人物有问题是最危险的，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而主任的观点是，上层领导不是老百姓管的事，老百姓只管老百姓的事，两个人的观点不一致，而副主任阎善目没有决定权，结果造成群众斗群众，成了泄私愤报私仇的群众运动。在开会时只要下面写一个条子，说某人有问题拉出来就斗，而且变相体罚，特别是对生产队队长，当队长是最容易得罪人，这次就成了最大的革命对象。有一天晚上，阎善目住的屯子后面有个屯子，开批斗会，阎善目去参加会议，在批斗会上，队长受到严重体罚，让他九十度大猫腰，长时间不给休息，使队长满头大汗，阎善目见此情况就拿出“十六条”，念给大家听。

　　念完后，他说：“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说得很明白，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长时间让他大猫腰，不让休息，是一种变相武斗，你们应该让他休息一下”。

　　话刚说完，老高头上来照着阎善目头部就打了几拳，打得他头昏眼花，随后老高头的女儿就上来把阎善目的脸挠出数道血印。阎善目不顾疼痛继续给他们讲“十六条”，总算把队长说到坐下了。

　　散会后，阎善目回到家，他爱人一看他被打成这样，就对他说：“你看你被人打成这样，你图个啥呀，你不要吃一百个豆不嫌腥，这运动咱就别参加了。反右运动时，你要不鼓动我参加提意见，哪会落到现在这样。你就说这是为了共产党江山永在，人民不再受苦，不再当牛做马。最后人家说咱是错的，让我检讨，承认错误，你就说咱提的没错，不让我检讨，让我坚持，结果我被打到右派行列里。你现在又来那个劲了，提呀提呀，特别是提到公社书记那里啦，反右时我如果不给大队书记提意见，哪会被打成右派，这回不给你打成反革命我就算输你点啥”。

　　他爱人说到这，稍停了一下，接着说：“你看我如果不被打成右派，怎么能下到农村啊？再说，我下来就下来吧，你别再为我的事和他们吵架呀，非要和他们那些人讲理，他们要是能讲理，会让我下来吗，一顿吵架，说你路线不分，站到了反党、**********的一边，结果，咱俩都下来了，到现在你还是不能接收教训，仍然死脾气不改”。

　　他爱人说的都是事实，如果阎善目不好提意见，他们绝对不会下到农村来，他爱人是小学老师，他是在部队修飞机的，是技术很高的技术工人，两人都是国家正式职工，就是因为好提意见，好求真，丢了很好的工作，到农村受苦。

　　阎善目听完了爱人的指责，和她分辩说：“你说得没错，我们是下到了农村，我们的身体是受了不少的苦，但我们的精神充实，我们问心无愧，我们提的任何意见，都是从国家的利益，共产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出发，从没为了个人的利益提过意见。遭到打击，受到报复，这是想象之中的事，和解放战场上流血牺牲的人比起来，我们是最幸福的人。我们要以那些流血牺牲的人为榜样，我们要真正做到冻死迎风站，饿死恬肚行，我们宁要站着死，绝不跪着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阎善目，我的生命是党给的，我要为党的利益提一辈子意见。咱们已到了最低的层次，不信他们还会把咱们开除地球，就算他们害死了我，我仍然在地球上”。

　　阎善目这股劲是十个老牛也拉不动，提意见成了他的专利，有运动他提，没运动他仍然提。

　　就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临之前，他给县领导写了一封信，揭露不该树立的红旗，这封信该不该写，他也考虑了好几天，因为这叫砍红旗，如果领导不细致调查，只过问公社和大队，肯定公社会保大队，他将犯政治错误，但他实在认为这个红旗太无颜色，还是下了决心写了，信的内容是这样：

　　“县领导：

　　我是常见公社有力大队二小队社员，我叫阎善目，现在农村正掀起树红旗赶先进高潮，这是为了把农村工作推进一步，有了标兵，人们好向他学习，把生产搞上去，把社员的生活水平提上去，这个红旗应该是生产搞得好，收入高，社员生活水平高，人们才会向他学习，才会努力追赶，整体生产才会推进一步，收入增加，社员的生活会全面提高。

　　可是我们大队却把全大队生活水平最低，生产最差的生产第一队，树了红旗，这样的红旗向他学什么，学他们上级领导来了杀鸡抹鸭，还是学他们陪领导喝酒一醉方休。

　　本不该写这封信，可是我不知学啥是好，不知他们是让社会前进还是让他倒退。 1965年x月x日 ”

　　县里接到他这封信非常重视，马上就派了一个调查小组到生产队进行调查，当时是以下来蹲点的工作组为名，第一生产队去了一个，调查生产队的具体情况，二队来一个是粮食局的一位干部，姓李，是一个头发都白了的老同志，调查阎善目是个什么人物，是砍红旗还是拔白旗，在生产队蹲了二十多天，他对阎善目有了全面了解。有一天派饭排到了阎善目家吃饭，吃饭时，他对阎善目说：“厨房有人好吃饭，朝廷有人好做官。你没人哪，你真是一块当领导的好料，可惜没人哪”。

　　工作组走后公社和大队领导到阎善目家和他谈话说：“谢谢你及时给我们提的宝贵意见，我们会马上改正，不过以后再有意见直接给我们提或到公社提就可以，不必再往县里写信”。

　　大队和公社领导说的是很好听，但因为被县里狠狠批评了一顿，所以对阎善目也就记下了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