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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本应该把表卖了把房苫上，可是他们没这么做，而是把又漏雨水又冷的房子卖了，二百二十元钱卖给了生产队，又花了一百六十元钱买了一间半只是不漏而檩子却折了的破旧房。余下的六十元钱，生产队扣了三角债。他们在1966年初，搬进了这间破房，满足的是，不漏了，不冷了。
换了房子并没有把他们的晦气换掉，就在刚搬进来不几天，阎善目出民工去山里修公路不在家，汪秀丽早晨起来做饭，刚点着火，把柴火送进灶坑，她往起一站想去刷锅，却突然趴在地上，失去了知觉。不知道是多长时间，才醒了过来，她爬到了屋里对孩子说：“妈迷乎得太厉害了，站不起来了，你们去找你姥来给你们做点饭，吃完好上学”。
六岁的二小子阎青，就跑去找姥姥，进屋就说：“姥，我妈病了，做不了饭，你给我们去做点饭吧，吃完了我们好去上学”。
姥姥说：“啥病连饭都不能做，等我吃完饭的吧”。
二小子回到家对哥哥阎平说：“哥，你烧火，我上锅台上去刷锅，咱们自己做吧，要是等姥姥吃完饭再来给咱们做饭，上学就不赶趟了”。
阎平说：“咱们也不会做饭呀”。
阎青说：“没事，咱们做粥饭”。
两个孩子做完饭，吃完走了，去上学了。
汪秀丽的母亲吃完饭还真的来了，进屋就说：“什么病连饭都不能做了，我哪来的时间给你们做饭”。
汪秀丽说：“我迷乎得站不起来了，你没时间就算了，孩子已经吃完走了”。
她母亲说：“孩子不是说你不能做饭了，他们吃啥走的”。
汪秀丽说：“两个孩子自己做的饭”。
她母亲说：“能做饭了好，省得你还得找别人，我回去了”。
因为没有钱去看病，加上阎善目又不在家，硬挺躺了两天坚持起了炕。孩子也就开始做上了饭。
到了四月份，汪秀丽又生了一个男孩，因为1966年是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红卫兵，红小兵，为了纪念兵的时代，起名叫阎兵，阎兵的出生也没给带来好运，首先是自己就没带来吃粮，没奶吃，其实也怨不着他没带来吃粮，他们家的生活一直是吃粮不够，买不起油吃，大部分以菜充饥，这样的生活怎么会有奶水，加上夫妻两人的身体一直不好，所以孩子的身体自出生一直就很虚弱，又没钱买奶粉，只靠两只小鸡下蛋积攒几个卖了钱再买饼干，把饼干熬成浆糊，用这浆糊勉强把他喂活。别人做月子最起码鸡蛋少不了，可是汪秀丽积攒几个鸡蛋一个也没吃着。
1966年底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开始了，帮党做工作，揪出走资派，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各单位都开动员大会，号召群众大胆提问题。
阎善目以受到军队多年的教育为基础，以一颗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红心为动力，也卷进这股潮流中，这股潮流本来是冲击当权派的，更确切点说是冲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一个普通的社员，一个非常穷苦出身的老百姓，一个受到军队多年教育的复员军人——阎善目。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他遭到了多次打击报复，受到了无情的陷害。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不仅要承受社会上坏人的打击，还得承受他岳母对他们的刁难。这件事是1968年阎善目出民工修水库，到了秋天，在工地请两天假回来给他岳母家抹墙，他回来头一天把土拉了回来，把泥和好，第二天汪秀丽给他捣泥，他往墙上抹，到下午三点多钟就抹完了，因为剩下了泥，他的岳母说：“正好还有泥，你把鸡架扒了重新往大盖一下”。
阎善目说：“我只请了两天假，我一会儿还得回工地，扒了今天盖不完”。
他岳母说：“我不管你请几天假，反正今天得把鸡架扒了再盖上”。
阎善目说：“等我再回来时再盖不行吗”。
他岳母说：“就这点小活也指不上你们”。
汪秀丽赶紧对阎善目说：“别说了，快扒鸡架就得了”。
两个人又开始扒鸡架，等扒完了，就到了快吃晚饭时间了，汪秀丽对阎善目说：“你先走吧，到工地二十多里地，不等你到那，天就黑了，你还得回那去吃饭，这的活我来干”。
阎善目说：“那你可太累了，要不我贪黑走吧”。
汪秀丽说：“你要是把这活干完，再走二十多里地，不把你累坏了，你快走吧”。
阎善目走了，只有汪秀丽自己连捣泥带搬坯的盖鸡架。汪秀丽的母亲在屋里向窗外看一下，没见到阎善目就问汪秀丽：“你女婿哪去了”。
汪秀丽说：“回工地了”。
她母亲说：“他回工地剩你自己能干完吗，到时小鸡往哪儿呆，这小鸡不全都得丢了吗，你们到底是安的啥心”。
汪秀丽说：“我快点干就是了，天黑前能干完”。
毕竟这是个体力活，汪秀丽一个人，而且是个女人，又和阎善目干了一天的累活，她自己捣泥、搬坯、垒墙，干一阵儿实在干不动了，也就慢了下来。
她母亲和她两个妹妹坐在炕上，边吃饭边叨咕：“眼看就黑了，还不快点干，小鸡不得全丢了”。
汪秀丽的大孩子阎平由家里走了过来，看妈妈满头大汗就用小手给擦了擦说：“小弟弟饿哭了，你快回去做饭吧”。
汪秀丽说：“妈妈还没干完活，你先哄哄他，一会儿妈就回去”。
阎平很听话的回去了，可是弟弟还在哭，阎平只好把中午剩下的一点点饭给弟弟吃了，他总算不哭了。
汪秀丽累的真是干不动了，可是她的母亲还在叨咕：“你倒快点干啊，小鸡一会儿全丢了”。
汪秀丽说：“我比你们更着急，我那些孩子到现在还没人给他们做饭呢”。
汪秀丽终于把鸡架盖完了，她虽然累得腰酸腿疼，她还是快步的走到家，走到院内往猪圈一看，猪已经趴下了，进屋一看，大孩子搂着小弟弟，女儿趴在二孩子的身上，全睡着了。
汪秀丽的心就如刀绞一般的难受，不知道是因为累，还是因为疼孩子没吃晚饭就都睡着了。她想喊，她想哭，可是她不知道向谁去喊，向谁去哭。她睡不着了，她想如果有她父亲活着绝对不会这样，她想如果听她母亲的话，不和阎善目处对象可能也不会这样，她想起阎善目好说的一句话：“你是他们抱养的”。这难道是真的吗，那么为什么父亲和母亲是那么的不一样。难道她是我后妈。
早晨孩子们早早的醒了，一个一个的去问妈妈：“为什么我肚子这么难受”。
汪秀丽这时才掉下来眼泪说：“是昨天晚上妈妈没给你们做饭吃”。
吃完早饭，汪秀丽去地里捡柞子好用它烧火做饭，在地里遇上了母亲对面屋里的于舅妈，于舅妈问汪秀丽：“你都那么晚了才回去，给孩子做饭了吗”。
汪秀丽说：“孩子全睡着了，也用不着做饭了”。
于舅妈说：“那你吃了吗”。
汪秀丽说：“我哪有心思吃饭，连觉我都没睡好”。
于舅妈说：“你妈心可真狠，就算没粮吃，这个时候大窝瓜土豆子有的是，煮一些，咋的也得给孩子吃饱了再让他们去睡觉，再说那么大两个姑娘啥不能干，都一动不动看着你自己干，真有点说不过去”。
汪秀丽说：“是因为我让阎善目回工地了，哎，愿意啥样就啥样吧”。
于舅妈说：“要不是一个屯子住，我亲眼看到你妈生下你，说啥我也不相信她就是你的亲妈”。
在1969年年底汪秀丽又怀胎十月即将临盆，腊月里的一天，晚上七点多钟肚子疼得厉害，就和阎善目说：“我可能要生了，你去找老成大婶让她来帮个忙”。
阎善目急忙去找她，她到这一看，胎位不正常，她帮不上忙，就对阎善目说：“你赶快去找老林太太”。
阎善目又急忙去找老林太太，她到这一看，是横生，已经出来一只手，，她急忙说：“赶快找接生婆，不然就赶快去医院，我接不了”。
阎善目说：“去医院时间太长，会误事，要赶快去南岭屯找老国太太”。
汪秀丽说：“她能来吗，文化大革命时，你和她家老头是对立面”。
阎善目说：“那时只不过是观点不一样，也没有太大的利害冲突，不管咋的也要把她请来”。
汪秀丽就叫过她的堂弟媳妇说：“你和你爱人去一趟吧，无论如何也得把她请来。”
堂弟媳妇回家叫起爱人，就跑步去了南岭屯，到了老国家人家都睡觉了，他俩叫开门进屋就说：“大婶，我姐有个特殊情况，您无论如何也得去一趟”。
老国太太说：“是什么特殊情况，都这么晚了来找我，是不是生孩子”。
堂弟媳妇说：“正是，而且是难产”。
老国太太说：“怎么不赶紧送医院”。
堂弟媳妇说：“到医院时间太长怕来不及，大婶，我们求您快跟我们走一趟吧”。
老太太的老伴国鸿章说：“你赶快去吧，救人要紧”。
老国太太急忙穿上衣服，拿起接生用具和他们夫妻俩飞快地来到阎善目家，进屋急忙就开始接生，她把产妇产道下来的一只手，送了回去，想把头顺过来，没有成功，又慢慢的把孩子的腿顺了过来，时间已进行二十几分钟了，阎善目的心理是又急又怕，因为他见过因难产而母子双亡的事，但他的表情又非常冷静沉着，他怕影响汪秀丽的精神状态，一个劲地安慰她。老国太太也是连急带累，汗水不断的流淌下来，阎善目过去给她擦擦汗说：“大婶，您不要顾及孩子，只要大人平安就行”。
老国太太说：“没事，你不要着急，我尽可能让她们母子都平安”。
孩子的腿和身子都下来了，到了头部，因为孩子太大，头也大，就下不来了，老太太想尽了各种办法，还是下不来，只好用手抠进孩子的口里，用尽了全身力气把孩子拉了出来，老太太不顾累的全身一个劲的突突，仍然全力抢救刚出生的孩子。
孩子总算生下来了，大人平安了，阎善目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底，他非常感激的对老国太太说：“大婶，您都抢救十几分钟了，看来她是活不了了，您快歇歇吧，看把您累得这样，您已尽力了，现在大人平安，您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救命恩人”。
老国太太累的连说话的劲都没了，一个劲的喘，歇了一会儿才说：“这孩子太大了，得有十来斤沉，掯的时间也太长了，实在没办法了”。
阎善目说：“您能让大人平安，我们就非常满意了，因为她不是顺产，这样的横产是最危险的，我们老屯就有一个因为是横产母子都死了，我可是真害怕，不管咋的大人啥事没有就很好”。
阎善目给老太太做了饭，她也没吃多少的，吃完饭就要回去，阎善目的家也实在没法住，阎善目就把她送回家，到她家后，阎善目从兜里掏出仅有的四元钱说：“大婶，我本应该多给你一些钱，因为这不只是接生，而是救命，是救我们全家人的命，可是我只有这四元钱，真是不好意思”。
老国太太说：“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我要是为了钱，黑天瞎火的我是不会去的，我已是六十来岁的人了，再说你老丈人和你大叔他们都在一起当过村干部，他们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另外全大队都知道你家是最困难的，你也别想别的了，快回家照看你媳妇吧”。
这一幕让阎善目胆战心惊的场面，以失去一孩子结束了。
阎善目他们不但要承受这些天灾人祸，这席卷而来的文化大革命邪风也吹到了他们的头上。1969年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公社竟给阎善目定个现行反革命，公社组成一个工作组，下来煽动群众，放邪风，造舆论，要将阎善目逮捕入狱。
阎善目以在部队受到多年教育为战斗武器，与他们展开了斗智斗勇的大搏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