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她红火的时候，正当她积极向上的时候，一股反右风暴于1957年席卷而来。这时她的爱人阎善目也从部队复员回乡，成了她敢揭发、敢提意见的后台。

　　1957年全国人事冻结，阎善目复员后民政局没有给他安排工作，因此，只好在家等待。等待这段时间他又自学看了中医的书，这个知识后来得到了大用处。

　　阎善目是1957年6月份回到辛县，在县武装部登完记，找个马拉的斗子车，拉着一个柳条包，直接去了汪秀丽家，汪秀丽是六一儿童节放假没上班，正在家里洗衣服，马车进院是对面屋的人先看到的，就喊：“汪秀丽，你看谁来了，还是坐斗子车哪”。

　　汪秀丽一听知道是自己日夜盼望的人回来了，放下衣服就往外跑，这时阎善目也下了车，给了车钱，两人见面互相对视看一阵，眼睛都闪现出泪花，他们一直期待的团聚是真的来了，两个人提着柳条包高高兴兴地进了屋。

　　阎善目在部队领了六百元复员费，临回来时给汪秀丽买了一块进口表，是巴登纳牌，花了108元，又给她买一条呢子裤是37元和一条毛巾被，还有一件红毛衣，共花去近二百元。带回四百元钱，给父亲一百元，给岳母一百元。

　　自从阎善目回到家，夫妻二人除了汪秀丽上班时间外是形影不离，挑水、抱柴火都是两人一起去，哪怕是去厕所都是一起去。汪秀丽去上班，他把她送到学校，下班时他又早早去等着，再把她接回来。

　　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夫妻和睦，恩恩爱爱。可是汪秀丽的母亲对他们这样做，非常生气，天天对女儿说：“没见到你们这样的人，象蒸熟的粘豆包，粘在一块了，没啥好处，有一好就有一恼，好够了你们就得分开”。

　　汪秀丽母亲的预料全错了，包括以后对他们所有的预料。他们到现在一个是七十二岁，一个是七十三岁，仍然是亲密的生活在一起，他们从没打过架，互相从没骂过，连一句脏话都没说过。

　　这也是因为他们是在小学相处时，是真正纯真的感情，就如同梁山泊与祝英台，而不是男女之间的早恋之情，他们的感情也经过了阻拦、误解和挫折的考验，也是从风雨中过来的，所以才会牢固。

　　在汪秀丽家住了一个月，母亲越来越不耐烦，家里家外的叨咕：“找个这样人，啥也不能干，还得养活他”。

　　这些话不断地传到汪秀丽的耳朵，而且母亲天天摔打眉毛皱，不给他们一点好脸看。他们不得不出去找房子自己过。为了上班近，他们在学校的屯子里找的房子。汪秀丽为了能把工作干得更好，她考上了师范学校函授班，假期去学校当面授课。因为担心睡床会凉，阎善目就去大山里买了一张狍皮，给她带着。她上班，他做饭，互相体贴，相亲相爱过得很幸福。

　　半年的时间很快的过去了，到了年底，整风反右开始了，老师各处去开会，学习。汪秀丽挺大个肚子也积极的跟着到处走。走完了1957年，迎来了不平烦的1958年，史无前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开始了，中央提出人民公社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须途径。这一提法，在农村就马上到了共产主义，彻底消灭各个小家的生活方式，把各家的日常生活用具，全都收集在一起，柜柜箱箱都拉到供销社的院内，放不下就劈了烧火。缸缸罐罐也都摆在供销社，扔的到处都是。饭锅砸碎了去炼钢铁。每个屯全都成立大食堂，不管老少大小，一律到食堂吃饭。这就是1958年农村的人民公社，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生活。

　　阎善目亲眼看到这些，感到特难受。他到了军队，首先学的就是社会发展史，有西北军区马列主义研究小组组长高教授讲课，学了整半年，他深深知道共产主义该是个什么样。他心疼这些被糟蹋的东西，他恨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每次汪秀丽下班回来他就说：“这哪是搞什么共产主义，这纯属是一群败家子”。

　　汪秀丽说：“你也没在共产主义过过，你知道啥样，也许就这样，这不人人平等，吃喝一样，这可能就是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阎善目说：“社会发展规律是这样，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是最高层的社会，说它是最高层，是它必须有丰富的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有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没有任何剥削，它的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他们现在的做法完全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非要把国家搞垮了不可”。

　　汪秀丽说：“你那套是理论东西，咱们也不知实际咋搞，你还是少管点事吧”。

　　阎善目说：“我想管也管不着，只不过看到他们这样搞有点过火，特别是糟蹋了那么多东西，太可惜了”。

　　1958年4、5月份，反右逐步走向高潮，给党提意见，帮助党做好工作，动员会一个接一个，到了你不说也得让你说的时候。

　　运动开始时，是全区老师在一起开会学习，后期就各乡老师在一起开会、学习，提意见。这时期，学习讨论还有人发言，可是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就没人敢提了，掌握会场的人还是有办法的，他开始说话了：“党员要起带头模范作用，还有党的积极分子，这是党考验你们的时候，更要积极地提”。还是没人敢提。没人提就继续学习、继续讨论、提高认识。一天过去了，还是没人提。

　　不提是不行，核心小组开会研究，做出决定，指名提。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全乡老师又集中在一起，指到谁谁就提点，全乡很多老师，一天里是没有指完就黑了。这一天汪秀丽没被指到，回到家就说：“明天该指到我提意见了，特别我是积极分子，必须得提，你说我提啥呢”。

　　阎善目说：“你怎么还没啥提的呢，供销社一大堆东西，全让他们败坏了，他们是以建人民公社的名誉搞破坏，这根本就不是搞共产主义，还有，你不是看到乡政府干部下来工作，不是吃大锅饭，而是和村干部又杀鸡又买肉的吃小锅吗，他们不是说共产主义一律平等，都要吃一样饭吗，这些他们是应该改的。如果不让提就算了，让提就提给他们，希望他们别再搞下去了，再搞下去，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另外搞共产主义，在物资上，必须是充足的，生产方式必须是先进的，就这吃吃大锅饭，锄头铲，老牛耕，如果不是开玩笑也是太冒进了”。

　　时间已进入1958年5月，这是个反右高潮月，全乡老师依然集中在一起，继续开会帮助党整风，使党不犯错误，继续给党提意见。仍然指到谁谁提，指到汪秀丽，掌握会场的人说：“汪老师，你可是党的积极分子，你要带头多提一些”。

　　汪秀丽说：“我也没啥提的，我看我们供销社扔的那些东西太可惜了，如果不扔不也一样搞共产主义吗，我听过阎善目和我说过社会发展的规律，现在搞得是不是有点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步子是不是迈得大了点”。

　　汪秀丽不再往下提了，掌握会场的人说：“你提完了”。

　　汪秀丽说：“提完了”。

　　掌握会场的人说：“你可是党的积极分子，你得多提点，想一下，再提点”。

　　汪秀丽说：“那我就再提一点，有一天我看到乡干部和村干部吃小锅，没和群众去吃大锅饭，不知是不是应该，就这些了，没啥提的了”。

　　每个人全都提完了。反右进行了下一步，叫缕辫子。由县区乡三级政府组织反右小组，开始翻查发言记录，从中找出反人民公社的言论，反大跃进的言论。有力小学被挑出一名右派曹老师，报到县里，县主管领导说：“这太少了，必须每个单位都得抓出右派，有了右派作反面教材，人民公社、大跃进才能顺利进行”。

　　反右小组再次缕辫子，这一下，光有力小学就找出四个右派，其中就有汪秀丽。

　　运动进行大批判阶段，汪秀丽带着临产的肚子，一天要走二三十里的路，去被批斗。让她承认她提的问题是错的，汪秀丽却说：“我提的都是事实，我没错”。不承认继续批斗。一斗就是好几天，校长看到她挺大个肚子，天天要走几十里路，就说：“汪老师，你就说你是瞎编的，没有那回事，认个错，不就啥事都没有了，这算个啥呀”。

　　汪秀丽说：“我不能承认错，因为我没有错，我宁可受罪，我也得要我的自尊，再说，我的爱人是当过兵的，他很有个性和主见，他也不会同意我违心的去认错”。

　　认错的人最后是啥事都没有了，只有几个没有认错的人都成了右派。运动结束了，汪秀丽定了右派，被开除团籍。汪秀丽也到了预产期，6月10日生了个男孩，这本是个大喜事，可是对这对夫妻来说，咋喜也喜不起来。